抑郁是一条黑狗，而我将朝它怒吼
全世界大约有3亿多人在和抑郁症做斗争，学术界的人更容易受到此病的侵害。
原文以I’d whisper to my student self: you are not alone为标题
发布在2018年5月8日的《自然》评论上
原文作者：Dave Reay，英国爱丁堡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20年后，Dave Reay 聊起了让他差点没能获得博士学位的抑郁症以及他的救星。
一条黑狗，这是丘吉尔口中的抑郁症。在你顺利的时候，抑郁症是静候一旁的阴沉的伙伴，在你不走运的时候它却成了你的主人。它不期而至，正如它的离去遥不可期，然而它还是能离开的。抑郁症的症状和它的患者一样多变，就像聚集成群的飞鸟那样变化多端。但是，它的苦涩却是实在的。
我的黑狗已经离开我20年了。20年前，令人不胜其扰的抑郁症占据了我的一言一行。即使一时送走了它，还是永远在担心着哪天它又找上门，害怕它会突破新筑的防御，越过心灵的堡垒。它就潜伏在某个角落，提醒着我们不要掉以轻心。
我们当中约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全世界大约有3亿多人在和抑郁症做斗争，学术界的人更容易受到此病的侵害。学术界有种种压力：发表论文，提高影响力，赢得资助，获得终身教职，参与公众对话，在社交媒体上引人注目，影响政策制定，再加上失败的实验，孤独的工作，森严的等级，这一切都在威胁着我们的幸福感。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有一种美。探索新想法，和未知搏斗，并最终理解它们，这是一种幸运。
作为科学家，我们说的话很多。我们要和学生说话，要和同行说话，要和政策制定者说话，还要和资助者说话。我们成为了向世界宣告我们的研究和想法的专家，但是我们却不能好好聆听自己和身边人的心声。
插图：Neil Webb @ Debut Art
我的人生有二十年背负着从恐惧深处生出的沉默。恐惧别人的耻笑和猜疑，恐惧公开的敌意和私下的排挤。和朋友倾诉，分享黑暗时期的记忆已经让这些恐惧消减了。虽然公开谈论我的心病依旧使我感到不安，但是和学生时代的我经历过的无眠的噩梦相比，这都不算什么。
如果我能有机会和当时的自己说话，我会告诉他别害怕，要相信别人。我会告诉他，听他说话的人表现出的温暖感觉有多棒，分享自己的精神痛苦会削弱这种痛苦，而不会削弱他自身。我会拥抱他，轻轻地对他说：“你不是一个人。”
我会把我的经历告诉所有因为抑郁症而不敢开口的人。我要感谢那些给我机会说话，并听我说话的人。我要诉说这件事，因为我现在能开口了，我战胜了抑郁症。
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的某一年年初，我的本科学业即将结束。那时，我学了三年的海洋生物学，经历了药物滥用，轻度贫困和恋爱。10月份，我在离家和一生所爱500公里远的地方成为了一名博士生。
新的人，新的环境，未知的规则和期待，感到害怕是很自然的事。每天坐在实验室里精心划分的一角的高脚凳上，我尝试着揣测导师指令下的意图。我的研究课题是南冰洋变暖带来的影响。一开始我在实验室里培养藻类，之后或许会去南冰洋实地考察。一开始就像一个假面舞会。技术和仪器对我来说都是生疏的，遇到导师的指示，我就点头予以回应，但这只是假象。我试着模仿其他学生怡然自得的自信，希望可以融入集体。我的导师和组员们一定以为我知道要干什么。但实际上，我什么也不懂。
我的一批又一批的培养基都报废了。每天早上，我从寝室来到实验室，就会发现玻璃瓶里确凿无疑地出现了污染导致的浑浊。在尴尬地冲洗完玻璃瓶并试图掩盖与日俱增的恐惧之后，我会再做几个小时的称重，混合和消毒。我害怕被指责，害怕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我太笨，我害怕其他人会发现这些问题。
时间流逝，失败如常。我的导师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他说他对我的印象不好，我需要加油，努力，把事情做对。那天，在走回我的凳子上的时候，一条黑狗尾随而至。说不好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时我21岁。我不堪一击的心理防备已经摇摇欲坠有些日子了。我永远都不知道我的心理防线是何时开始撕裂的。可能是实验室技术人员的一次警告，或者是一个又一个浑浊的培养瓶。不管是什么压倒了最后的防御，抑郁症已经成为了我的新主人。
虽然内心已经四分五裂，但我们却能维持表面的正常，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消瘦了，也变得更加寡言少语，但我还是我。和家人以及未婚妻在一起的时光让黑狗暂时平静了下来。但它在伺机而动。
我没有寻求帮助，而是像一个被判刑的人一样在倒数假期剩下的日子。有时候你可以感到深度抑郁正在袭来，它把逃生之门狠狠关上，绝望越陷越深。我感到自杀才是一种解脱，错误地认为那是唯一的生路。我以为只有死了，黑狗才不会跟着我。
1月份，回大学的时候向家人告别是多么残忍的事。我的面具无法承受我爱的人给我的温暖。在啜泣中，恐惧驱使着我前进，引导我的身体走过长长的旅途回到宿舍里。
一个人在宿舍里，我洗了个热水澡，给自己灌了一些威士忌，然后挑了一把最锋利的菜刀。我坐在浴缸里很久。不管有没有威士忌，刀口划破皮肤都是疼的。我哭了，又开始作呕，接着继续哭。我害怕割得太深，我担心别人会怎么看我，刀割的痛苦也让我烦躁。我把浴缸的水放干，然后睡觉去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在接近正常和绝望中反复波动。抑郁症令人疲惫不堪。吃饭，洗漱这些事对我逐渐萎缩的存在来说变得无关紧要。有些天我能撑过去，有些天我只能睁着眼睛蜷缩在床上等待夜晚来临。当夜晚到来时，睡眠只是为了消磨一段段漫长而迷糊的时间。
我第二次自杀的尝试是在复活节前夕。我预谋已久。自杀的方法来自迪克·弗朗西斯（注：英国著名的犯罪小说作家）的神秘小说 Comeback，材料来自实验室的化学品仓库。我给自己扎了一针，感觉有点恶心，有一段时间失去了意识，仅此而已。
在这段期间，在搞得到酒精和大麻的情况下，我用它们为自己疗伤。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自我麻木。我没有求助，没有治疗，没有处方药，我甚至没有停止读博。最后，我终于坚持到了帮助自己找上门的时候。
到了暑假，生活开始走上正轨。研究，人际关系，甚至我的导师，这些动摇我的心理的因素都开始沉寂下来。我计划在接下来的冬天去南大西洋的一艘破冰船上做研究。这件事让我很激动，这是我梦寐已久的一次机会。我计划在这次旅途中自我毁灭：在内心深处，自杀的念头始终还在，这是一种秘密的桎梏。我幻想着自己滑入了深深的海水中，这件事会被理解成一次可怕的意外，一个悲剧。
然后拯救我的人出现了。他们依然在这么做。一个朋友的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玩笑，同事的一句咕哝。一天又一天，一点又一点，身边的人开始在不经意间让我恢复了理智。其中有一个最特别——一个美好而乐观的人，他是实验室技术人员，叫做Paul Beckwith，他帮助我信任他人，分享自己，找到归属感。
12月，也就是我读博一年后，我参加了南大西洋福克兰群岛的一艘科考船。我的复原速度加快了。每天，我从一群热心、积极而有趣的科学家身上啜饮补给。守在一艘与世隔绝的轮船上几个月本该是种折磨，但反倒成为了我的救赎。
浑浊的器皿，还有做实验时的绝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生长旺盛的藻类，以及它们对人工诱导的气候变化作出反应时我的狂喜。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那些需要牢牢握住实验室的凳子压抑内心翻涌的时刻，我也从未讨厌过科研。我现在终于明白该怎么做科研了。我深爱科研。
南大西洋洋溢着野性之美，那里闪烁着光芒的野生生物还有科学家们会永远成为我的试金石。在上了科考船一个月后，在一次换夜班的时候，我独自站在甲板上。东方破晓，眼泪划过我的脸庞。那是欣喜和解脱的泪水。黑狗离我而去了。
后来的20年里黑暗与光明交错。亲友的离世，包括可爱的Paul，让黑狗好几次近身。但是对我来说，多亏了幸运的大脑化学反应，还有我妻子的温暖和理解（她是我一生所爱），以及我们的孩子和朋友们，黑狗一直被控制着。但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
作为指导数十个学生的导师以及教员，同理心很有用，倾听是关键。和人闲聊几句，有时都可能意味着天与地的差别。我们是导师，不是治疗师，但是大学里的人们却处在极大的压力下。工作不稳定，债台高筑，无尽的考察指标还有窘迫的管理——这些都是高等教育系统所演变成的“公司”里的精神健康风险因素。
许多人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导师培训，同侪互助网络，以及咨询服务开始变得普遍。更重要的是，精神健康问题的耻辱化正在消退。不管是对朋友还是爱人，对治疗师还是同事，饱受精神问题折磨的人必须要勇敢地把心病说出来。缄默是我心理疗愈的长期敌人。当下次黑狗靠近时，我会对它发出怒吼。ⓝ
Nature|doi: 10.1038/d41586-018-05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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